李泽厚在美国去世，他曾对教育发出这些警告！

1981年，一本《美的历程》

让无数中国人开始探讨自由、人性和价值，

李泽厚先生也如一束光划过中国思想界的天空，

照亮了整个80年代的中国文化，

成为一代人的“精神导师。”

11月3日7时，

李泽厚先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去世。

大师陨落，风范永存。

我们缅怀李先生，也希望传承先生的思考精神。

作为中国最著名的美学家，

李泽厚生前也曾对教育发出过诸多警告：

警告 1 

未来的孩子要跟世界接轨

头脑里只记四书五经是不可能的

（十年前，国内掀起了一股“国学潮”，针对这一现象，记者询问了李泽厚先生的看法：）

“国学”这个概念太含混了。

国学若真的热起来，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的，关键是我不知道国学究竟指的是什么东西。

某些学者只是做一些表面工作，没有什么意义。

如果能够在理论上提取一些有价值的东西，在实践上做出一些范本，那非常好。

但现在实际是让孩子记这个记那个，理论上绕来绕去还是讲原来那些东西，而且还自认为我这个东西才是最好的。

甚至有一些人，以国学来反普世价值。

未来的孩子要跟世界接轨，头脑里只记四书五经是不可能的。

警告 2

教育体制问题严重

现在的教育体制问题太大，从幼儿园到大学，到研究生，到高校教师，问题太严重了。

从中小学开始，搞那么多课程，把学生逼得那么紧，一些人才都被他搞傻了。

教学的核心目标是要引导学生的兴趣。

评比是外在的，他几分，我几分，那是副产品。

我不是说考试一概不要。

问题是考试不能作为根本方式。

这个当然不是老师的问题，主要是体制有问题，老师也是苦不堪言。

警告 3 

教育建立在生理学、生物学、

心理学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的

教育的关键是怎样让儿童心理正常发展。

心理发展、人格健全最重要。

而现在普遍存在的那种填鸭式教学是最残忍的教学，它只能摧残青少年儿童的心理。

当教育建立在生理学、生物学、心理学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。

那个时候的教育学，以及教育心理学，一定是很重要的。

比如说，把人的基因搞清楚了，知道你身体哪方面有特点、有优点，或有哪些问题，这个就是研究教育心理学的基础。

教育心理学将来是一个核心课程，因为一切目的都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发展。

教育心理学就是研究人的内在自然的一个学科，研究它的自然性和它的“人化”，亦即如何培育人。

随着这些研究的深入，教育心理学必定超过经济学、物理学。

警告 4

现在不少学校坏透了

学校的文化氛围和学校的环境、教师的专业特点、授课方式、和他的品德、修养以及与学生的交往有关。

以前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特色，现在都一塌糊涂了，不管是高校，还是中小学。

现在要树立一个学校的独特校风，根本做不到。

首先统一的体制搞得学生变得很蠢，学校也变得千篇一律的僵化。

当然可以有人不听，但是怎样把学校搞得像一个学校，这依旧是个大问题。

现在不少学校坏透了，一些大学根本不像学校，而像衙门，像商店，出了很多笑话。

但大家都挤着拼命去考那些大学。

所以，体制不变，谈什么独特校风，那是奢谈。

警告 5

不要空提“办学理念”

我不懂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那个所谓理念。

不同的学校特性不同，特别是职业学校，各有不同的要求，但这是办学校的目的问题——办这个学校干什么，很简单。

都是初中、高中，都是小学，有什么不同！

因材施教也还是培养人，会有什么不同？

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有些人喜欢滥用一些大名词，理念，指导思想，文化建设，说一些空空洞洞的东西，实际上是害人。

我不喜欢空谈，不喜欢假大空。

警告 6

任何一所学校，

图书馆一定要有很多好书

在中小学，授课教师最重要，图书馆也很重要。

任何一所学校的图书馆一定要有很多图书，很多好书。

对文科是图书馆，对理科是实验室。

要给学生很多自由的时间，让他对读书本身有兴趣，让他们去自己选择、比较、判断，他对读书本身有兴趣，或者对做实验本身有兴趣，这个兴趣大于他去玩游戏。

所以要有图书馆、实验室，要有好的读书氛围、环境。

大学里面更是如此。

李泽厚为什么在美国去世？

今天，冲上热搜的是“著名哲学家李泽厚逝世，享年91岁”的信息。看到这个消息，请恕我孤陋寡闻，我第一时间的反应是，他为什么在美国去世？他不是应该在北京去世吗？带着这个疑问，我百度了第一个问题，出现了下面这篇来自中新网2009年的文章，我觉得这篇文章解决了我的问题，因此想分享给大家。

李泽厚自述：80年代成了年轻人的“导师”

那时候，我开始着手准备那本《批判哲学的批判》。当时材料有限，看到的材料更加有限，所以一直没有动笔，因为如果不看哲学界其他人的研究成果，一个人在那里想半天，结果如果是人家早想出来的东西，功夫就算是白费了。1972年我从干校回到北京之后，就接着研究康德，别人也帮我借一些书，当然都是偷偷摸摸的。

当时我在所里从来不讲我研究的这些东西，也从来不去申报什么课题。后来书出版之后，所里的人都吃了一惊。《批判哲学的批判》当时算是卖得很好的，三万册，在美学界算是卖得最好的书。当时还没有“炒作”这个词，买书的人大多是像你现在这个年纪的，到现在也有四五十岁了。80年代很多人称呼我“导师”、“精神领袖”，对于这些，老实讲，我没有什么感觉，因为从小就听到过很多过奖之辞，所以听到这些也没有如何飘飘然。我在所里的待遇也并没有因为这些有了什么好的改变，直到1986年我才分上房子。相反，我总觉得有很多人开始攻击我，包括我们所里的一些人，对于这些我倒也能够习惯。

62岁的时候，我到了美国，主要是在大学里教书，我常常说我到美国有三大冒险：62岁的年龄还要去学开车，很多朋友都劝我不要学，但是我说我没有办法啊，在美国那种环境里，不学开车我没办法走路啊。学车我用了比别人多一半的时间，还算是学会了。第二个冒险就是我必须要学会讲课，我毕业之后就分到社科院了，从来没有上过课，到了大学里必须要登台讲课，第三点就是必须用英文讲课。没有办法，我硬着头皮去讲了，这三大冒险我总算都闯了过去。想起来不容易呢，当时我60多岁了，年纪毕竟不算小。

在我的文学学习生涯中，李泽厚先生的《美的历程》，那是神一样的存在，是导师中的导师。看了先生的自述，了解了每个人的生命行迹都有因可循，孟母三迁为孟子，先生迁美有缘由。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就鼓励知识分子去挣钱，他的意识里，有了生活保障才能做得更好，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。

还记得出租车司机分享的北大毕业生讨论买房的段子吗？电影《无问西东》对现实的关照，也影射出今天精英毕业生的现状，好在电影最后启示我们：不管遇到多么凶顽的现实，不管旁人的“绑架”多么强大，你都要“爱你所爱，行你所行。听从你心，无问西东。”

努力让自己开拓未知，远离不适圈，远离舒适圈，才能有意想不到的未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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